城市副中心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、首都新机场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、学院路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……2015年以来,这些有着鲜明首都特色的人民调解组织,服务于首都重点工作、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,成为化解矛盾和普法宣传的一支生力军。

　　与此同时,以个人或团队命名的基层调解室,以及医疗、知识产权、互联网等专业领域的行业民调组织,为满足新形势下的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强有力支撑。

　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苗林近日介绍,积极主动培育“社会知名度高、调解能力强、工作业绩突出、广大人民群众认可”的人民调解品牌,努力实现矛盾的不上交,这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北京升级版的重要内容。

调解品牌 带动广泛参与

　　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学院路街道,有一家全部由律师组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——学院路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,名声在外。发起人是80后的年轻律师徐卫平。

　　据徐卫平介绍,学院路律师调委会现有律师调解员10名,他们的任务是要“啃”下社区调不成或者让街道很头疼的棘手纠纷。

　　徐卫平为律师调委会定了个规矩,“调解跟办案一样得体现出专业性”。所以,律师调委会的调解员们接到案子都会习惯性地刨根问底,弄清情况再从法律层面上分析,找准化解矛盾的“要害”。

　　从律师调委会的登记上粗略一算,他们成功调解的各类疑难纠纷已超过百件。徐卫平说,现在他们知名度高了,经常有律师申请加入他们,不过他严控门槛:“干调解得有公益心,有私心杂念可不行。”

　　近年来,北京像学院路律师调委会这样的品牌调解组织迅速发展:城市副中心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,走进副中心建设现场一线调解;新发地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,24小时值班,保证具有夜间交易的鲜活农产品纠纷及时快速处理;首都新机场人民调解工作室,构造“普法+调解”的新工作方式,调解成功率达到100%。

法律对接 专业破解新矛盾

　　“开放源代码”“后台源代码”“VR全景图图片”……在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内采访“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”,一个接一个的技术名词,听起来有点吃力。

　　调委会工作人员石洋笑笑说:“这就是为什么特别需要专业调解组织的原因。”

　　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(以下简称软协调委会)是设立在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(以下简称软协)的一家人民调解组织,主要调解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。与一般民调组织不同,这个调委会汇聚了法律和科技两大领域专业人士,还有一支庞大的专家后援团。

　　从软协离职后成为律师的王丽君,现在是软协调委会的骨干力量。王丽君说,律师调解员和行业专家在行业协会这个平台上的无缝衔接,对化解专业领域的纠纷有着无可取代的优势。2015年从工作站升级为行业调解组织,软协调委会在行业内的认可度不断提升,目前还和北京多家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,由调解员进驻法院开展诉前专业调解,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法院提供专业领域的技术支持。

　　如科技领域一样,电视、物业、医疗、劳动争议等各领域内,北京的行业性、专业性调解品牌近几年不断涌现。其中,外企人民调委会成立8年,处理劳动争议纠纷3147件,签订调解协议2911份,无一起案件再生争议;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近7年,共受理医疗纠纷12666件,医患双方总满意率达98%,其在行业内的矛盾化解作用可见一斑。

定向孵化 促调解工作升级

　　在北京市人民调解协会秘书长胡勇看来,北京市这些年来人民调解品牌建设的成效已经显现,成为新时代创新发展“枫桥经验”,应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的一条新路径。“截至目前,北京全市已经建有基层品牌调解组织55家,在服务中心大局、服务重点区域、服务矛盾多发领域以及服务民众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。”

　　胡勇介绍说,北京的调解品牌打造首先是在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上,鼓励优秀调解员、律师团队或志愿者等成立以个人或团队命名的调解工作室,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以往存在的公信力不高、调解能力不强的问题。其次,是应对矛盾纠纷不断复杂化的新要求,不断发展行业性和专业性调解组织。截至目前,像软协调委会一样的市级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已有30家,年均化解矛盾纠纷3000多件。

　　从2015年开始,北京更有针对性地定向培育孵化符合地区发展的特色人民调解品牌,学院路律师调委会等16家调解组织便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。

　　“孵化和培育社会组织,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径和经费问题。”胡勇对记者说,北京的选择是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,由市调解协会申请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及福彩公益金,解决资金来源。在此基础上,对筛选确定的品牌调解组织给予资金支持,同时从市级层面统筹优质培训资源,开展调解技术性培训和规范化指导,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标准,也使得调解协议书的司法确认工作更加顺畅。

　　“目前,很多品牌调解机构承接了越来越多的调解工作,不断有新的社会力量加入到人民调解的队伍,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”胡勇说。